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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学界，一批酷评家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地表。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他们也在以机器般的速度生产着自己的文化产品。然而，读过他们的大作之后，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寻剑的楚人。 按说，从小读着"刻舟求剑"的课本长大的酷评家们不应该犯类似于楚人的这类错误。然而，不幸的是（酷评家们会认为是一种幸运），他们恰恰赶上了一个求"新"的时代，在这里，一切惟"新"是瞻，"追新逐异"成为生活的最后目标，"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我就想能做点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升起在城市的上空"。他们表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贪婪，无论是对功名、欲望、享乐、意义，一网打尽。对"N种"的追求成为他们的标志性的生活目标。酷评家在他们的言说中大都表现出一种基于"自恋"情结之上的"精神裸露癖"与"撒娇"倾向：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唯一的苦孩子，他们的特殊的痛苦、特殊的境遇理应得到特殊的关注。情感取向与价值判断的极端化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动不动就要为中国文化、历史"写悼词"，有一个酷评家在一篇批判鲁迅的书稿里把鲁迅称为"病夫"、"懦夫"、"精神病人"，并声称鲁迅的一生比他母亲那"五块钱一圈"的麻将人生更无价值。地球人都知道，因为一个婴儿不会走路就忙着给他写悼词的人其实是自己有病。这种病叫"历史意识匮乏症"。 缺乏对人类整体经验的敬畏 历史是一个民族或者人类整体的生存经历与精神经验的记叙，或者说，历史就是一段在时间中流逝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作为一种以审美形态呈示、展现人类外部生活与内心世界的艺术形式，就注定会以某种方式与历史发生关联。当然，由于文学式样、表现方法与切入历史的视角的繁多与差异，决定了文学与历史的关联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广泛性。历史形态的丰富性、文学与历史关联的复杂性不仅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创造空间与取之不尽的可利用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存在的客观性、以及历史进程中所呈现出的价值、意义踪迹与规律的普适性为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批评设定了"意义的界限"，或曰"理论的度"（李泽厚语）：没有人可以无视历史事实与历史价值的规约而随心所欲地言说，因为历史经验为意义敞开的可能性划定了边界。比如，对于项羽的评价，尽管各种艺术形式包括小说、戏剧、野史都极力渲染其所谓"妇人不忍之心"，但巨鹿之战后，他把章邯所部20万秦军全部坑杀的史实以及人类社会长期积淀所形成的普适性的道德律，就为对他的评价设定了边界：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他都逃脱不了"暴虐"的形像。这就是"历史意识"的体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历史意识"首先体现的是我们对人类整体经验的尊重与敬畏，它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个体对人类整体的认同愿望。 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们以自己的精神创造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自己的作品代表着中国民众走向"现代"的美好愿望与艰辛的努力，他们和步履沉重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承受历史转型所带来的巨大痛苦，更何况，他们创造的许多作品即使和世界最为优秀的作品相比也并不逊色，而可爱的酷评家们上下嘴唇一磕巴，便判了他们死刑，这实在使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们深感悲哀与愤慨。实际上，酷评家的"悼词"除了显示自己的浅薄、浮躁与狂妄之外，别无意义。我们并不反对以个人化、私人化的视角切入生活、建立与历史的独特联系，但如果这种联系仅仅是作为消解历史意义、排解社会性的幌子的话，那这种文学或评论只能在"自恋"与"自言自语"走向自我封闭与虚无主义的绝境。 缺乏发展的目光与开放的视野 楚人为了找到坠水的剑而在船舷上刻下一个记号，这无疑是明智的。然而，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船本身在不停的变动之中。他的目光仅仅局限于船舷这一小小的区域，而忽视了河流这一宏大的背景。他的错误在于他并没有把剑坠水这一事件纳于一个互动联系的动态过程中去考察。他缺乏一种发展的目光与开放的视野。所以说，历史意识同时是一种开放的意识、联系互动的意识、发展的意识，它排拒封闭、孤立与狭隘。 一种现象、一个事件只有被作为一个完整的观照对象置于其赖以发生的历史过程中进行动态考察，它的价值、意义及后果才会清晰地显示出来。同样，20世纪中国文坛所发生的各种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也只有被置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化转型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与独特的历史结构中才会得到恰切的评估。比如，关于"五四"文学与"文革"文学的评价问题。孤立地看，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无论在价值诉求、人文理想、表现方式与创作手法等都表现为两种近乎截然对立的文学形态：一个崇科学民主，尚人道主义，强调独立精神、个体意识，追求价值的多元化；而另一个则唯领袖意志、政治意图是从，强调个人对集体、民族的无条件服从，形成事实上的价值专制。一种是批判反思性文学，主张以西方文化以主要参照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及国民劣根性；一种是歌颂肯定性文学，通过对一个虚拟的新型政治"乌托邦"的描述，歌颂新社会、新文化、新人民，从表面上看，这两者实在是迥异其趣、遥隔千里。但把它们置于20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进行考察，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两者之间不仅具有相同的历史目的、遵守相同的文学规则，而且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因果联系，后者正是前者理念的逻辑延续与直接后果。"五四"文学尽管兼收并蓄，以开放的态度吸纳各种思潮、方法与流派，但他们的目的却只有一个：这就是救国救民的历史功利目的，这样文学的"工具性"就在历史目的的诉求下被无比醒目地凸现出来。但要比起救国救民的现实有效性来，"文化启蒙"毕竟不如政治斗争、民族战争来得直接有效。这样"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迅速向"革命文学"转向，而30年代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机更把文学的"政治工具性"突出出来，这样，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文学的标准是"政治性第一，文学性第二"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到此就完成了政治对文学垄断的法典化。讲话发表后，共产党治下的文学创作，政治性成分越来越大，到文革终于完全挤掉了文学所固有的基本特性。通过上述的简要回顾，我们不难看出，"文革文学"中政治性对文学性的全面遮蔽正是"五四文学"强调文学的"工具性"的必然结果，它们之间有种内在的承接关系。这样，历史意识的参与，不仅使我们对"五四文学"精神的负面影响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且对"文革文学"产生的原因也了然于胸，从而，对两种文学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便有了更加完整、更加客观的把握。这正是"以史为鉴"的明智之处。 庄子《逍遥游》中那些"神人、至人"可以在空中自由来去，无所依凭，这只能是人类一相情愿的梦想。实际上，目前我们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借助某种飞行器像列子一样"御风而行"。你可以跳离体面2米多，你可以举起重达200多公斤的物体，但你绝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一丝一毫，哪怕你身轻如燕，这是人类先验的能与不能，是由人类生存景况所规定了的。你无以逃避。 生命有限而时空无限，我们每个人的存在只能附着在一段转瞬即逝的时间中，我们必须以瞬时性、偶在性的肉身去追求永恒的灵魂，这就决定了人类生存境遇的悲剧性与局限性。我们要以自己有限的躯体、生命、思想去接近永无止境的真理、终极价值、生命意义，这就注定我们的思想、行为必须有所附丽、有所依凭，我们不可能随心所欲，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必须受到具体情景的制约。同样，我们要对事件做出客观、准确、令人信服的评价，就必须把事件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中、还原到具体的情景之中，而不能坐井观天。楚人要找到自己的剑，唯一正确作法是在剑坠落的地方脱衣下水，舍此无它。 人类的杰出人物，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宗教大师，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人类的智慧、情感、道德、信仰所能到达的最高水准。然而，再伟大的灵魂，面对着无限的时空与永无止境的真理，都显得那么渺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杰出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局限与缺憾，正是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境况悲剧性与有限性的凸现。伟人身上所显示出的弱点、缺陷与无助，恰恰是人类整体的缺憾与悲哀的表征。钱理群先生在谈及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时评价说，体现在这两个对人性、道德、文化都有着透彻理解的杰出人物性格中的偏至与狭隘，正是人性弱点的有力证据。应该说，钱先生的评价是相当中肯的。所以，对杰出人物的理解、包括对其缺陷的宽容，正是体现着我们对人类整体悲剧性生存境遇的深刻洞悉与同情。酷评家动不动就拿伟人开刀、一棍子打死，恰恰暴露了他们的"酷"--冷酷。酷评家的"灵气"，往往难掩他们终极意义上对人类生存境遇理解的无知。 20世纪中国文学，尽管其依存的背景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但它更多的体现的是对传统的断裂。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来说，它是一种无论在语言、文化内核、审美理想、创作方法都体现出一种全新内容的文学形态。比较古典文学几千年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不过是呱呱坠地的婴孩，即使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学相比，她也显得太过年轻。但即使这样，我们依然拥有像鲁迅这样的世界级文学大师，而张爱玲、曹禺、沈从文、北岛、韩少功、高行健、余华等的部分作品，也具有很高水准。把20世纪中国文学贬得一塌糊涂，显然不是一种基于历史事实之上的客观评价。 酷评家敢于向传统权威挑战的勇气是值得肯定的，也体现出某种基于现代意识之上的反思性。然而，学术批评仅仅有勇气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冷静的智慧、坚实的知识与悲悯情怀。批判的激情只有同冷峻的历史意识结合起来，才会产生真正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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