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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是“一捆矛盾”、喜欢“古怪”作家的林语堂自己就是个古怪作家、怪人，用现在的话说是有些“另类”。他仿佛是那种专为“另类”而“另类”的人：人家都把结婚证看作是很庄重的宝贝，他却声称“结婚证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顺手扔进了火炉；毕业典礼是很绅士的场所，作为特邀嘉宾的他却在讲演中大放“讲演要象迷你裙，越短越好”之厥词；三十年代空前的民族危机，“民族文艺”、“血与火”文艺是文坛的主流，他却独举“幽默”、“性灵”的小旗颇引人非议……他认为“理想的人不是完人，只是一个讨人喜欢、合情合理的人”。 在治学为文方面，被略带贬义地称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也有颇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扬言“看不起一切统计学──视为探求真理的一种不安全的方法，也看不起学院术语──视为缺乏精细了解的掩饰之道”。（《八十自述》）然而，翻开林先生的代表作《中国人》（旧译《吾土吾民》），我们不难发现，整部书中，恰恰是林先生所鄙夷的的“统计学”──如李四光关于中华民族社会状况周期性变动分析表、唐朝王室妇女再婚情况统计──以及大量的“学院术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每个文化人都摆脱不了“学院术语”的纠缠，无论你喜欢不喜欢。 钱钟书认为，偏见往往比常见更趋近真理。这一论断似乎也适合林语堂 的诸多“怪言怪语”。细读《中国人》，我们不难发现，林先生的许多“怪论”往往闪烁著真理的光芒，比如书中关于中国妇女生活状况的论述。这一部分在书中占的篇幅并不大，然而却颇具代表性。林氏关于妇女状况的研究，不仅其达成的结论比当时的主流学说更令人信服、更接近于妇女生活的实际状况，而且其论证结论的方法与视角对于当前普遍缺乏学术规范与方法的学术界具有某种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 “五四”运动彻底反传统的决绝态度似乎为社会、道德、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价值判断都定下了基调，就是评价与结论的极端性。就中国妇女地位与生活状况而言，当时的主流学说认为，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妇女一直遭受诸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四大绳索”的捆绑，在男性威权的压迫下生活状况十分悲惨，他们还列举孝女、烈女的故事作为佐证。林先生对此说大不以为然。他说：“中国妇女真的受到压迫了吗？这时，慈禧太后强有力的形像便进入我的脑海。”他还说，“对妇女的压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细观察中国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在实际生活中，妇女并没有受到男人的压制。”他认为 尽管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中国文化与道德 在理论上 给妇女定的规矩很多，也很苛刻，但在 实际生活中 她们并没受到真正意 义上的压迫，至少女性受压迫的程度远没人们理论推演得那样严重。在这里，林先生实际上在 强调关于妇女行为准则的理论指引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巨大错位 ：理论倡导是一回事，而实践可能是另一回事。他认为在考察中国妇女状况的时候，“不可以过分注重学术理论。因为中华民族一直是求实的民族。他们嘲笑理论，使其萎缩，实践必定落后于理论”。林先生就是从这个理论假设出发展开了自己的论述。 首先，林先生认为，中国妇女不是从一开始就受到禁锢的。事实是，“原始的中国社会制度是母系氏族制”，“母权制的某些精神仍一直存在于中国妇女的气质之中”。妇女只是“随著儒学的发展而一步一步被束缚起来的”。然而，“即使在儒家传统控制的家庭中，也有许多妇女掌权”。林先生实际上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但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的事实：在中国妇女的“集体无意识”中实际上从来不乏自尊自立的血脉，决不仅仅是男尊女卑的传统。我觉得林先生指出的这一点是相当重要而关键的，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在现代中国社会女性的地位“突然”变得如此之高，尤其在城市家庭中，“女尊男卑”的现象已变得越来越突出。有些人会说，这是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大力提倡的结果。实际上，作为一种习俗性的社会现象，如果不是其内部潜含著发展的动因，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质变的。 其次，从男女的生理、心理差异与社会分工的角度，林先生认为，儒家经典中一些针对妇女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相当一部分是从女性本身的自然天性出发制订的，它只是对女性天性的道德认可，从而并不会构成对女性的压迫。比如“文静、顺从、优雅、整洁、勤劳、能织补会烹饪、尊敬公婆”是符合“女子气质”的事情、是自然的。即使封建社会长期倡导的被后世大加诟病的妇女贞节观，林先生也认为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妇女本来就是贞洁的”。这种观点也基本符合自然界中雌性动物更倾向于择偶单一性的事实。林先生评论道：“儒家意识到这种男女的不同有益于社会的和谐，或许在此儒教已经非常接近真理。然后，儒教也给予妻子与丈夫差不多‘平等’的地位，但妻子地位多少低于丈夫，不过仍是平等的配偶，正如道教中代表阴阳的两条鱼，相辅相成。儒家也给予母亲一个家里受尊重的地位。” 应该说林先生的持论是相当公允而客观的。 再次，林先生认为，儒教中那些对妇女带有压制与迫害倾向的极端化的道德规范与束缚在实践中由于受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以及人性自由发展欲求的抗阻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落实于实际生活中去，至少，这种理论上的压制在现实中被大大弱化了。首先，儒教的道德规范本身就是一个分裂的矛盾体：一方面要女人守节，另一方面以“赢得青楼薄悻名”为荣。女人都守节禁欲了，到哪里去找青楼？要别人家的女子都去守节守寡，而要自己家的妻女去做烈女，那是万万不行的（鲁迅语）。儒教伦理的分裂性、虚伪性本身使它的诚信度、可行性大打折扣。其次，经济的决定性制约。固然林妹妹、宝姐姐们可以“藏在深宫人未识”，因为他们不用为自己的衣食住行操心。但如果刘姥姥也足不出户在家操练“女行”、“女红”的话，恐怕是要饿死的。刘姥姥深谙“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的道理，大搞外交攻势，以下层人的生存智慧搞掂贾母，过上小康生活。贾家败落了，那些千金小姐不也被迫为奴、为妾、为妓了吗？所以林语堂说：“是那些珍珠项链而不是儒家的学说，成了中国妇女堕落的原因。”当然也是她们守节的条件。这也是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活命，才能守节。最后，人性正当欲求的自然力量。“自然的力量有时会冲破人类的一切禁锢，横冲直撞。”林先生认为，性一直是自然为保证妇女的 平等而给予的最为有力的武器。任何男人都要和自己的妻子睡觉、作爱，“自然规定，他们在一起进行亲昵行为时是平等的”。林先生断言：“在任何一个国家，妇女的幸福不是取决于她们享受社会权利的多少，而取决于她所与之生活的男人的品质。”“因为，她们在那里（家里）生活、活动、做人。” 即使象缠足这种极端伤害人性的习俗，林先生在承认它的摧残压制妇女的本质的同时，指出“缠足自始至终都代表著性意识的自然存在”，它与女人爱美的天性有关，就象现代妇女的穿高跟鞋。伤害程度不同，但本质是相通的。这种说法尽管有些牵强，但也有合理成分。 最后，林先生指出了妇女生活状况的阶级、阶层差异。他认为古代中国上层社会、富贵阶层的妇女所受的道德约束要比普通阶层的妇女严重得多。他指出：“甚至到清代，也仅仅是有官职的文人死后，妻子才被要求守寡。对平常妇女则没有特殊要求。” 林先生从阶级、阶层的差异入手分析妇女问题是很有见地的，这的确比笼统地把妇女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问题要科学得多。这与中国古代的语言特征有关。中国古代社会，书面语言与日常口头用语是严格分离的。只有富贵阶层的女子才有机会学习书面用语，从而才有可能读懂以书面语写的道德典籍。而普通阶层特别是下层妇女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典籍。这样就必然导致道德典籍以及各种规范对不同阶层的妇女的影响产生巨大的差异。富贵人家的女子熟读经书，对“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圣人之言耳熟能详，时时都要以圣人之言约束自己。而下层妇女斗大的字不识半口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礼教自然置若罔闻。清人袁枚就曾谴责过礼教对胞妹的毒害（“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旦长成，遽躬蹈之”），并发出“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坚贞若是”的感慨。（《祭妹文》）近人裘梁廷也曾指出文言对中国人的深刻影响，他说，“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独 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何也?此文言之为害矣”。（《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确，由于中国古代语言的特殊形态而导致的传达阻碍，封建礼教的理论倡导很难落实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阶层妇女的生活实践中去，从而使许多道德教条成为一纸空文。 细读林先生对中国妇女生存状况的论述，我们不能不承认，其得出的结论的确比那些诸如“礼教吃人”、“妇女是男人的奴隶”的偏激口号要科学得多、严谨得多、也更符合妇女生活的实际情况，尽管他的许多观点未必无懈可击。 实际上，我认为，林先生的妇女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远大于其结论本身，这才是其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当前学术界最应该借鉴、学习的地方。“五四 ”以来，文化界一直存在著一种将理论倡导等同于生活实际的学术现象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往往只注重理论推演，而忽视了对理论倡导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巨大的中间地带──一种理论的现实转换条件以及可能的落实程度的研究，从而使这种“最为艰难的搜集证据的工作所带来的结论，通常可能仅仅是博学的废话”。（《中国人》自序）而林氏的妇女研究恰恰弥补了这种方法上的缺陷，他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对理论的现实可行性与可能的落实程度的研究上，从而使他的结论的确更客观、更令人信服、更符合生活实际情况。我认为林先生的治学方法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事实上，不止林语堂，被称为“温和派”的以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人如胡适、吴宓等都比较重视学术研究中的方法问题，为此，胡适还特意通过对《水经注》的研究提供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示范。 另外，林先生的研究所呈示出的多元化的视角、严谨精细的学术态度也是令人称道的。 |